應否有標準工時? 李志鵬
聖誕期間，與朋友聚會時聽到一個故事，感到無奈之餘，更覺立法落實標準工時的重要。
故事是關於一間學校，原先已制定有僱傭守則，包括標準工時、超時工作、病假、年假和薪酬制度等範圍。最近來了一位新校長，他不同意以假補償超時工作，說這措施是過於仁慈，一聲令下，就取消了給予校工和校務處職員的超時工作補償。但事實上，學校有許多活動需要他們超過工作，但為了生計，大家只得敢怒而不敢言。
公義何在呢？非牟利的學校尚且如此，何況是以利潤掛帥的商業機構？上述的個案凸顯法治與人治的分野，反映問題焦點的所在，如果沒有法律的保障，受薪階層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對待，而且沒有能力說不。不少當管理的始終離不開舊日作主子的心態，視受薪階層為「賣身階層」，以為可以擁有他們全部的時間，隨時令他們賣命。
根據政府首份《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》，本港全職僱員平均每周工時為49小時，281萬名打工仔中，有32萬人是無償加班；六大長工時行業中，飲食、安老院舍及物業管理及保安每周工時長逾60小時，涉69萬名僱員。一旦推行無豁免的標準工時制，僱主每年額外薪酬開支最高可達552億元。
552億確實是一個龐大數字，怪不得七大商會早於報告發表前，急不及待致函勞工及福利局表明反對立法標準工時，理由不外乎立法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，損害自由市場，破壞營商環境等。請問反對立法的人仕，你們是否明白552億所代表的是什麼？認為是額外而不應該付出的嗎？但你們是否有想過這是別人的血汗？除了正常的工作時間外，他們要犧牲自己的時間，包括與家人團聚的時間，白白為你們工作，所得的利益則全歸你們，這是公平嗎？
最近，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十九年評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，同時建議政府減少開支和切勿干預投資市場，包括立法設立標準工時，又提醒本港法治在首五位地區中排名最低，恐影響今年的經濟自由地位。這些建議只是基於傳統經濟學派的理論，它認為市場運作因有「無形之手」而得以完善。但有經濟學者不同意這個說法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（Joseph Stiglitz）認為「無形之手」是不存在，很多時市場是無效率地運作，所以政府要在適當時作干預，以保發展的平衡；他指出經濟增長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指標，評估一個地區人口的生活質量，要包括不同的指標，例如健康、教育、環境、就業、物質生活條件、人際關係及政治參與情况，而且，還應當詳估其分配的公平程度。
我們在分配上公平嗎？從貧富懸殊的問題可見一斑，反映這個問題的堅尼系數現高企於0.537，相比鄰近地區新加坡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的成員國，香港的貧富差距最為嚴重。另一方面，根據美國福布斯的公佈，本港有38位富豪達到「百億富豪」之列，在五十大榜上的富豪，近三分二是靠房地產的投資而累積了大量財富。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，為什麼有這樣多人可以富可敵國？難道我們的經濟模式真是這樣的完美，或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制度向這些人傾斜，使他們有特別的優勢。
由此可見，我們要檢討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對大多數人有利？是否一定要犧牲受薪階層的健康和家庭關係來保漂亮的經濟數據？我們的發展模式究竟在什麼地方出錯？誰是目前體制的最大的得益者？超時工作者究竟為誰而忙？誰是犧牲者？誰是得益者？在這體制下，我們究竟活得幸福嗎？世界上已有100個國家制定了標準工時，大部分是經濟先進的地方，為什麼我們香港人不能效法呢？
